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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疑难案件

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制度

文章来源:普纬所 发布时间:2019-11-20 浏览:154

 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对于强化侦查监督和提高办案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顺应了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要求。近年来,检察机关对该制度的建立、运行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有部分问题尚未厘清,笔者对此作进一步探讨。 

  一、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的提出依据

  检察引导侦查,是指检察机关为指控、证实犯罪,保证侦查活动的合法进行,就侦查方向的选定、侦查措施的选取和刑事犯罪证据的收集向侦查机关提出建议,发挥对刑事侦查的引导、监督作用。[2]在较长一段时间,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学者们多围绕警检关系、侦查模式、审前构造、侦查监督等视角来进行研究。在实务层面,1999年上海市检察院与上海市公安局联合制定了《关于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暂行规定》,对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引导侦查的工作任务、适用范围和程序予以规范,为引导侦查工作提供了具体的操作规程。[3]2000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公诉改革工作会议提出,建立与公安机关加强工作联系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公诉工作引导侦查工作,使证据依法得到全面固定,力争指控“弹无虚发”。[4]2000年9月全国检察机关第一次侦查监督工作会议将“加强配合,强化监督,引导侦查”作为侦查监督工作改革的总方向。200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指出“深化侦查监督和公诉工作改革,建立和规范适时介入侦查、引导侦查取证、强化侦查监督的工作机制”。这是我国检察引导侦查的早期形式。

  我国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中有的条款涉及检察机关参与侦查的内容,为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制度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五条规定,公安机关移送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院在必要时可以派人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五百六十七条规定,检察机关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有违法行为的,有权依法予以纠正。但现有立法和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检察引导侦查制度,导致该制度在实践中无法得到应用,侦查行为不规范甚至违法取证、侦查取得的证据达不到法定起诉要求等问题时有发生,检察机关“带病起诉”,法院“带病裁判”,由此易引发冤假错案,同时也造成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法律监督流于形式,无法落实。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程序的法律监督,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保证办案质量,确保每一起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检验,成为司法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随着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尤其是2014年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完善对限制人身自由司法措施和侦查手段的司法监督,加强对刑讯逼供和非法取证的源头预防”“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这些规定为加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探索和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制度提供了政策层面的重要依据。在这一背景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关注并且逐步推动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

  最高人民检察院明确提出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这在其工作报告和有关文件中有所体现。2015年工作报告中首次正式提出“推动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建议制度”;2016年工作报告要求“研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2017年工作报告提出“充分发挥审前主导和过滤作用,探索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表述从“推动建立”到“研究建立”再到“探索建立”,清晰地展示了这一制度在制度层面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201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要完善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机制,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

  在司法实践中,许多地区已经开展了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的改革探索,积累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例如,2015年10月26日江苏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厅发布了《重大疑难案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的实施办法》,截至2016年6月,全省检察机关侦查监督部门共提前介入公安机关办理的重大疑难案件1347件,公安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案件1178件。[5]2016年11月5日,曹建明检察长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加强侦查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侦查监督报告》”)中提到,“探索建立重大疑难案件侦查机关听取检察机关意见和建议制度。江苏、云南等地检察机关主动与公安机关协调,开展改革探索。北京、湖北、贵州等地针对命案等重大案件建立检察机关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制度。”实践中的这些有益探索为建立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重大疑难案件检察引导侦查的意义

  (一)有助于加强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职能,规范立案和侦查行为,切实保障人权

  检察机关是我国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化,检察机关不断加强和完善对侦查活动的监督机制,实现对侦查活动的事中监督与事后监督相结合。2016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两高三部《意见》”)第十六条规定,“完善人民检察院对侦查活动和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机制。”按照《侦查监督报告》中的界定,检察机关的侦查监督包括审查逮捕、立案监督、侦查活动监督三项职能。

  对重大疑难的刑事案件来说,由于案件本身往往具有某些特殊情节,或者犯罪行为造成很大的社会影响,受到广泛的社会关注,或者案件牵涉面广,涉案人数众多,情节复杂疑难等,在对此类案件进行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通常要承受比较大的外在压力,而且出于内部业务考核的要求,侦查机关为了侦破案件容易在侦查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的侦查行为甚至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取证,不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及相关人员的合法权益,也容易造成冤假错案。检察机关提前介入重大疑难案件的侦查过程,可以实现对侦查活动的一种动态监督,将侦查活动置于检察机关的即时监督之下,严格规范侦查取证行为,及时发现和制止侦查机关非法取证或者其他违法行为,尽早排除非法证据,切实保障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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